我相信鄧小平對現存政治制度是有不滿的。他對政治改革是真誠的。但他心中的改革，並非政治民主化和現代化，而是某種行政改革，只涉及一些具體規管、組織、方法學和總體政治操守。鄧認為改革的前提，是維持共黨一黨專政，改革的目標是鞏固一黨專政。他反對任何削弱這方面的改革。

鄧小平只倡行政改革

根據鄧小平對政治改革的定義，首要是黨政分家，解決共產黨能如何更好地領導國家的問題，其次是下放權力，解決中央與地方關係問題。第三是裁減行政部門，提高效率。所以在他眼中，政治改革與反對自由化沒有矛盾，兩者可並存。鄧小平尤其反對多黨民主、三權分立和西方議會民主體制。

1987年，他跟南斯拉夫來賓談到中國政治改革時曾說﹕「資產階段民主，只是一種給那些壟斷資本的人的民主……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大優勢，是一旦作出決定，就能即時執行，不受限制，不像議會民主過程那麼複雜，光說不做。這方面我們的效率較高，這是我們的強項，必須保持。」

在一眾黨元老中，鄧小平總是經常站出來，強調獨裁專制的手段，他常提醒那是很有用的工具。汲取過斯大林和毛澤東晚年歲月的教訓，以及個人在文革的經歷，鄧小平顯然並非不知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的缺點，所以他常提到廣大黨內民主，但另一邊廂，鄧堅持共產黨統治地位不容挑戰，更欣賞高度集權和專制，相信這些應保留。所以他所謂的民主、所主張的撤除領導特權地位，以及清洗封建影響，都不可能實現。它們不過是空話。

「鄧多次警告我勿接受三權分立」

相比下，胡耀邦毫無疑問是追求民主的。儘管他未能想出一套具體的社會主義民主模式，我相信若他能繼續領導黨和國家，他能推動中國政治改革，朝民主化和現代化發展。

當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時，我的心全都放在經濟改革，完全沒理政治改革問題。但在1986至1989年的歲月，我漸漸覺得也許黨的執政地位毋須改變，但必須改變管治方式，要容讓不同社會組織更多的政治參與，以法治取代人治。但在十三大報告時，鄧小平多次警告我不得受西方三權分立所影響，報告中絕不可有分毫觸及這些想法。但我覺得若不推動政治改革，經濟改革在持續深化上，將陷入重重困難。要解決貪污等問題，關鍵是透明度和民主監督，包括傳媒和輿論的監督，以及獨立的司法。

西方議會民主是最佳選擇

及至1989年下台後，我對中國政治改革又有更新的理解。我們的社會主義民主太表面，只是由小撮人甚至一人統治。20世紀存在過多種政治體制(例如君主專制、法西斯主義、無產階級專制等)，但只有西方議會民主顯示出最強的生命力。這是現有最好的選擇。基於中國的國情現實，我們需要一段相對甚長的(政治制度)過渡，亞洲其他地區的經驗值得我們留意，例如台灣和韓國成功逐步從舊制度邁向民主議會制，是正面的經驗，可讓我們借鑑。在中國，為了較暢順的過渡， 我們需讓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多維持一段時間，同時逐步改變黨的統治方式，這可能仍是正確的做法。過渡時間要多長，必須視乎社會發展，但關鍵是黨領導必須堅守此信念，那就能巧妙地因應情勢變，逐步推動。

如果最終的目標是議會民主，執政黨必須實現兩個突破。一是容許其他政黨以及自由媒體的存在。這可以逐步發生，但一定要追求。第二個突破是在黨內有民主，就是黨內需要實行民主程序，並使用民主手段去將自己改革……不同的意見都可以存在，而不同的派系亦應合法存在。」正如孫中山所說﹕「民主潮流浩浩蕩蕩，順之者昌，逆之者亡。」我相信現是時候認真處理這問題。

-趙紫陽談中國應如何改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