抗日战争于中国，就好象偷袭珍珠港于美国，纳粹德国于欧洲一样，永远是个不灭的电影题材。也许只有战争这种特殊的时期，才能将一个一个普通的故事，放大成人类光辉的形象，来感动人心，为剧本注入元素。但翻看多年这种以二战为背景的电影，我发觉描述德国和描述日本的电影有一个很重要的分别。就是抗德电影里面，不乏一些好心肠的德国人，暗地里在援助犹太人。比如《钢琴家》里的德国军官，《舒特拉的名单》里的舒特拉，或者小说《偷书贼》里的德国家庭。但抗日电影里，则完全没有这种对中国人表达同情的日本人，所有日本人都是杀人狂，强奸犯，变态虐待者。当然，这两场战争的性质确实是有所不同：德国屠杀犹太人是发生在自己国家境内，一般德国人都是亲身感受这种不公平待遇的；而日本军队则身处海外，一般日本人没有机会亲眼目睹这种惨剧发生。可是，撇除这个因素，还是没有日本军官对中国人伸出援手。或者，事实上有这种故事，但还没有被人发现。或者，压根儿就没有这种故事，所以电影无从改编。但无论如何，现在欧洲已经没有反德情绪了。德国人也深以纳粹为耻。可是在亚洲，反日情绪依然高涨。日本右翼势力依然在影响着日本的政局。亚洲国家要建立起像欧洲那样的互信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最近在读钱穆的“中国文化丛谈”，读到下面一段，觉得很不错，在这里和大家分享。

把今天一般现象来看，我们中国人在其内心深处，好像并不希望真做一个中国人。似乎模模糊糊地在不知不觉之间便不像一个中国人。中国人有名有姓，现在的中国人却都改了名。C.P.王，乔治张，这样的称呼早已很普遍。我在香港去看香港大学的中文系毕业试卷，全部中文系学生都不写中文名字。如写C.K.王，他还保留一个王字，我知道他是中国人。也有纯粹用英文的，王字也不见了。我想这是哪里来了一大批青年来学我们的中国文学的呢？我到马来亚大学去，那里的中国青年，姓名都变了更不用说。马来人泰国人很想把大街上中国店铺悬挂的中国字招牌都禁止，中国人很不高兴，但中国人自己的中文名字却先自取消了，这不是一块十足的中国牌子吗？在日本，那里的中国字招牌却还多。以前在大陆，纵使内地交通不便，外国人少到的地方，也有些店铺在中国字招牌上加上一些英文翻译，好像没有英文字的招牌便使这店铺地位降低，不值钱。我曾想，那些改用英文名的人，将来成了人物，写进历史，那不是明明是一本中国史，也变成了英国史美国史了吗。我想我们此刻要来复兴中国文化，不如先来一个运动，要中国人用中国名，不要改写英文字。这个运动很简单，我们暂不要讲孔子，孟子，这些太高了。我们先来做一个中国人，简单一点，先来复兴用中国姓名，好不好呢？

其次是讲中国话。比如在香港，中小学生都讲英语，有时叫一辆汽车，开车的也讲英语，这都不管。随便说句话，中间不重要处用中国话说，遇重要处变定要用英文，好像用中文便表达不出这个意义，这一层影响可大了。我们自己的招牌改称C.K.王，这可在外国通行，到外国去，入境问俗，把自己姓名改一改，还可以。但他硬认为他心里这个意思，用中国文字便无法表达，讲中国话和他不对劲，不合他心意，如此一来，不仅中国是一次等国家，中国民族便是一次等民族。碰到学术上，理论上，高深一点的，非用英语不可。而且用了英文，他心里会感到舒服，痛快，那影响可真不浅。我想我们能不能讲话要讲中国话呢？有些，如Yes，No之类，讲英文不打紧，但讲到一句重要话，就非讲中文不可。如说三民主义便就说三民主义，五权宪法就是五权宪法，不该翻译了英文讲。像此之类，说仁道义，仁和义也是中国文化的一块招牌，我们该用中国字讲中国话。现代西方学者，讲到中国学问，他们就只翻个音，有时还注上一个中国字。如孔子讲仁，老子讲道，他们都翻音。中国人更客气，认为他所讲全是英美人意思，不是中国人意思，所以简直就满口讲英语！所以我说，要复兴中国文化，先来多讲中国话，好不好呢？

以上文字虽然写于上世纪60年代，但现在情况好像依然在发生着。我本人很讨厌那些说话老是夹带英语的人。倒也没有什么国家民族的元素，只是听起来总觉得特别刺耳。可能我心底对自己中国人的身份比较认同吧。